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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发展简史

时间:2013-04-24 15:14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汉画是从汉画像石上卖弄拓印下来的。中国汉代画像石,是两汉时期装饰于墓室、墓祠、墓阙、石棺、摩崖等建筑物上,以石为地、以刀代笔,或勾以墨线、涂以彩色的特殊艺术作品,是汉代社会最为盛行的一种文化仪式,也是当时社会最为精华的一种物质和精神产品,更是我国艺术宝库中的珍贵遗产。作为汉代社会的典型性文物遗存,汉画像石(砖)对于研究汉代文化及中华远古文明具有极高价值。画像石不仅是汉代以前中国古典美术艺术发展的颠峰,而且对汉代以后的美术艺术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在中国美术史上占有承前启后的重要地位。
 
    彩色汉画是近年来由中国汉画大师王敬敏创造的一种汉画艺术形式。以往汉画拓片(拓片是我国一项古老的传统技艺,是使用宣纸和墨汁,将碑文、器皿上的文字或图案,清晰地拷贝出来的一种技能)。都是黑白色,而王敬敏先生则是第一个发明彩色拓片的人。他用自己研制的彩色填充材料进行精细的处理,汉画拓片显现出原像石浮雕的质感和立体效果,使古老的汉画焕发出新的活力,更具有神妙无穷的魅力。也就是说黑白电视机发明成彩色电视机,使人们更能认识多彩的汉画,让越来越多的人们走近汉画艺术。作品智慧灵动、古朴大气、深沉,洋溢着大汉风范,融动着生生不息的汉画文化,使两千年前的汉画生肖活了起来。大师手法老成,就像鲁迅先生说的:“唯汉代艺术,博大沉雄”,对汉画给予了极高的评价。正如大师讲的:“魅力汉画,神工天成,令世界震惊”,著名作家二月河题词“南阳汉画,天下绝响”。尤其是大师的代表作品——彩色汉画十二生肖系列,根据不同属相的搭配结合,在造型上形态各异。其108米汉画长卷创吉尼斯世界纪录。他跋山涉水,走遍了河南、江苏、山东、河北、新疆、甘肃、湖北等几个省份,不顾路途遥远,山路崎岖,走访名人,吃尽千辛万苦,终于完成了杰作——十二生肖汉画拓片十二米长五十厘米宽的长卷。汉画生肖形态各异、栩栩如生,真可谓匠心独具、构思绝妙,令人赞叹不已。
 
汉画发展简史
    汉画像石是汉代人雕刻在墓室、祠堂四壁的装饰石刻壁画。它在内容上包括神话传说、典章制度、风土人情等各个方面。在艺术形式上它上承战国绘画古朴之风,下开魏晋风度艺术之先河,奠定了中国画的基本法规和规范。汉画像石同商周的青铜器、南北朝的石窟艺术、唐诗、宋词一样,各领风骚数百年,成为我国文化艺术中的杰出代表和文化艺术瑰宝。
 
金石学阶段
    北宋中期以后,随着金石学的兴起,一些金石学家开始有目的地收集和著录汉画像石。北宋末年,金石学家赵明诚“访求藏蓄凡二十年”,积累了大量金石铭刻拓片资料,著成《金石录》三十卷,前十卷为目录,后十卷为跋尾,对藏品进行评论和考订,其中汉画像石拓片占了相当比重。书中首次著录了今山东嘉祥武氏祠的画像。该书由于主观欣赏的比重远远超过客观研究,因此对画像石记述非常简略,使读者很难通过其描述了解画像的具体内容。真正意义上的汉画像石著述,始于南宋洪适的《隶释》和《隶续》。《隶释》一书不仅收录了比《金石录》更多的汉画像石的题榜刻铭,而且对画像内容有了更详尽的描述和考证。在《隶续》中,收录摹写了包括武氏祠在内的山东、四川等地的大量汉代石祠堂、墓碑、墓阙上的画像,在汉画像石研究中首开摹录图象的先例。元明时期,学术废弛,金石学日衰,有关汉画像石的著作寥若晨星。进入清代以后,随着乾嘉学派的兴起,金石学复兴,汉画像石也重新进入金石学家的视野。这一阶段的特点,一是资料主要来自未经科学调查和发掘的零散画像石,大多数学者甚至只以收集的拓片为资料,因此研究对象几乎都是地面上散存的石祠堂、墓碑和墓阙的画像,墓室画像石几近于无;二是著录和研究偏重题榜铭刻文字和历史故事画像内容的考证,对大量无文字题榜的画像石则很少加以注意。这种研究方法的局限,使金石学家没有、也不可能对汉画像石作全面的、科学的考察。
 
考古资料积累阶段
    第二个阶段约从二十世纪初到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这是一个用近代考古学方法积累汉画像石资料的阶段。1907年,法国考古学家沙畹和日本古建筑学家关野贞分别调查了山东、河南等地的汉代石祠堂、石墓阙及其画像,并出版了印制精美的图录;1914年,法国考古学家色伽兰等人调查了四川嘉陵江和岷江流域的汉代崖墓、石阙及其画像。在调查中,他们用考古学的科学方法进行了测量和记录,从而使汉画像石的研究开始走出金石学家的狭隘书斋,进入到考古科学的庭院。1933年,当时的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的考古学家主持发掘了山东滕县的一座大型画像石墓——传曹王墓。与此同时,河南南阳地区的汉画像石也引起了文化界人士的关注。1930年和1937年,关百益和孙文青相继出版了《南阳汉画像集》、《南阳汉画像汇存》,南阳汉画像石的风貌开始为世人所知。抗日战争期间,撤往四川的原中央研究院和中国营造学社的部分学者,分别调查了四川彭山、乐山和重庆附近的汉代画像石阙及崖墓画像。二十世纪五十年代初,傅惜华将所收集的大量山东地区的汉画像石拓片,编辑出版了《汉代画像全集》初编、二编。研究方法也不再是简单地著录图象或孤立地进行画像题材内容的考证,而是将汉画像石作为考古学的研究对象,力图从整体上加以考察。最初,沙畹和关野贞结合汉代建筑形制和丧葬礼制对山东、河南等地石祠堂、石阙及其画像所作的研究,美国费慰梅对武氏祠的复原构想,都对汉画像石的研究起了推动作用。金石学家所忽视的画像石雕刻技法此时得到充分重视。上个世纪三十年代,滕固在《南阳汉画像石刻之历史的及风格的考察》一文中,把雕刻技法的分析提到了首位,认为雕刻技法是决定汉画像石艺术风格的最主要因素。他通过与希腊、罗马石刻艺术的对比,将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归纳为“拟绘画的”和“拟浮雕的”两大类,这一分类原则,仍未失去意义。   但这一阶段的研究,忽视了对社会关系的注意,对汉画像石本身的发展序列、同一建筑内不同内容画像之间的关系、特别是墓室画像与祠堂画像之间的有机联系还没有给以注意。因此,这一阶段只能认为是一个资料的积累阶段。不过,通过这一阶段的研究,汉画像石的地域分布及其雕刻技法、艺术风格特点已经被大体搞清,从而为进一步的深入研究奠定了基础。
 
综合研究阶段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起,汉画像石的研究进入到第三阶段即综合研究阶段。早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六十年代初,考古学研究已经开始注意了对隐藏在考古资料背后的社会关系的考察,并注意了考古资料所反映出的各地区发展的不平衡性和阶段性,这也正是考古学区系类型和分期断代研究的课题。正是在这种学术思想背景下,考古界开始了对汉画像石分区与分期的研究。在此基础上,汉画像石研究的各个方面,诸如雕刻技法、图像内容的解释和考证、图像的配置规律、各类题材内容画像之间的联系,汉画像石所反映出的汉代礼制、风俗、宗教信仰、汉画像石所属建筑的复原等专项研究也相继展开,汉画像石研究出现了一个佳作不断、异彩纷呈的新局面。
 
    这一时期,各地考古工作者对不同地区汉画像石的雕刻技法、艺术风格、题材内容等方面的特点和分期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其中蒋英炬、吴文祺对山东地区汉画像石的产生条件、雕刻技法、分期所作的分析,代表了这一研究的新水平。在复原零散画像石的所属建筑方面,蒋英炬、吴文祺对武氏祠所作的科学复原,使这批久负盛名的零散画像石变成了有巨大学术价值的科学资料;而蒋英炬利用嘉祥出土的零散画像石对小祠堂的复原,对汉代墓地祠堂的形制有了新的认识。在综合研究方面,信立祥于1996年和2000年分别用日文和中文出版了《中国汉代画像石の研究》、《汉代画像石综合研究》两书,填补了中国这方面研究的空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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