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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画历史叙述

时间:2013-04-25 10:51来源:未知 作者:admin 点击:
汉代的画像石内容包罗万象、丰富多彩,很多专家、学者已多角度、多层次地对汉代画像石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和阐述。笔者不揣学识浅陋,仅从汉画中的历史故事的分类、内涵、艺术风格以及汉画故事与儒学的关系等方面,作一粗浅探讨。
 
一、汉画故事解析
 
历史故事在汉画中占有一定的比例,故事内容大多为圣贤、豪杰、贤妻、良母、贤子等,可分为忠君图、孝子图、刺客图、贞妇图等。表现忠君思想的画面有:周公辅成王图、完璧归赵图、伍子胥画像、二桃杀三士等,汉画中这些表现忠的内容是教育人们要像周公、蔺相如、伍子胥、晏婴等人那样忠心耿耿,保卫刘汉天下,不惜代价,为主人效劳,直至献出生命。表现孝子思想的画面有:丁兰供木人、老莱子娱亲、闵子骞失棰、邢渠哺父、韩伯榆受笞、董永卖身侍父等。贞妇图有贞妇、贤妇、七女为父报仇等。孝子和贞妇图像主要见于嘉祥武氏石祠、内蒙古和林格尔壁画墓和汉代乐浪郡(今朝鲜境内)出土的漆器上。这些图像教育人们要像孝子、贞妇一样孝亲,由此达到“以孝治天下”的目的。周公辅成王图见于山东嘉祥满硐乡宋山画像石墓[1],画面自上而下分四层,第二层刻周公辅成王图,画面刻七人,正中站立小人物当为成王,即“成叔武”。他头戴山字形王冠,脚踏几案形金座,接受诸臣的拜谒。左一人为其打着华盖,右一跪拜者当为周公,即周公旦。其余四人执笏躬立,以表示孝忠。嘉祥武氏祠亦有此图。周公辅成王故事见于《史记•鲁周公世家》,其上云:“周公旦也,周武王弟也”,“及武王即位,且常辅翼武王”。“其后武王既崩,成王少,在襁褓之中。周公恐天下闻武王崩而畔,周公乃践阼代成王摄行政当国”。“成王长,能听政。于是周公乃还政于成王,成王临朝。周公之代成王治,南面倍依以朝诸侯。及七年后,还政成王,北面就臣位”。对于周公辅成王的业绩,司马迁给予了高度的评价,“夫天下称颂周公”,“尊后稷也”。完璧归赵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19。画面刻三人,中一人为秦王,戴冠、着长袍、佩剑,一手扬起,呈接璧状,其中有“秦王”隶书题记。其后一人执笏,呈拜谒状。右一人为蔺相如,戴冠、着长袍,一手扬起,一手持和氏璧呈欲碎之状。画面中刻“蔺相如赵臣也奉璧于秦”题记。《史记•蔺相如列传》云,赵惠文王时,秦昭王愿以十五城易赵和氏璧。蔺相如以“城入赵而璧留秦,城不入,臣请完璧归赵”使秦。相如视秦王无意偿赵城,乃前曰:“璧有瑕,请指示王”。王授璧,相如因持璧却立,倚柱,怒发上冲冠,谓秦王曰:“……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矣”,秦王恐其破璧,乃辞谢固请,相如度秦王负约,使其从者怀其璧,从径道亡,归璧于赵。画面所表现的当为“臣头今与璧俱碎于柱”之场面。二桃杀三士图出土于河南省原南阳县[3]。画面中刻一高足盘,盘中置二桃,公孙接、田开疆二人执剑取桃,在一旁的古冶子怒不可遏,欲拔剑决斗。《晏子春秋•内篇谏下》云:“公孙接、田开疆、古冶子事景公,以勇力搏虎闻。晏子过而趋,三子者不起。晏子入见公曰:‘臣闻明君之蓄勇力之士也,上有君臣之义,下有长率之伦,内可以禁暴,外可以威敌;上利其功,下服其勇,故尊其位,重其禄。今君之蓄勇力之士也,无长幼之礼’。因请公使人少馈之二桃,曰:‘三子何不计功而食桃’?三勇士果因计功而争桃,终自杀身亡”。《梁甫吟》云:“步出齐城门,遥望荡阴里。里中有三坟,累累正相似。问是谁家冢,田疆古冶子。力能排南山,文能绝地纪。一朝被谗言,二桃杀三士。谁能为此谋,相国齐晏子”。荆轲刺秦王图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2]26,南阳画像石中也有此类画像。“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说的就是荆轲刺秦王的故事。画面中刻一柱,柱左怒发冲冠者为荆轲,他左手抓住秦王的袖子,右手抓起匕首,猛地向秦王刺去,柱右第一人为秦王。在那千钧一发之时,他使劲一转身,绕到了柱子后面,荆轲紧紧逼着,两个人像走马灯似的团团直转。荆轲身后为秦舞阳,他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晕头转向,不知如何是好。秦王身后的卫士虽然带有武器,因没有命令不准上殿,另一卫士似被撞倒在地,柱下方盒里放着志士樊於期的首级。
 
医官夏无且拿起药包对准荆轲打击,秦王借机拔剑砍伤荆轲的左腿,荆轲随手持匕首朝秦王投击,秦王一闪身,匕首从耳边擦过,打在铜柱上,画面给人留下火星四溅之感觉,秦王又冲上去,结果了荆轲的性命。此即《史记•刺客列传》所云,荆轲“引其匕首以擿秦王,不中,中铜柱”的一刹那。老莱子娱亲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37。画面帷幔下刻三人,左二坐于床榻上者当为莱子的父母,其上有“莱子父母”题记。右一长跪者为幼时老莱子,他一手似持一老人的鸠杖,一手似拍一鞞状物,双亲高兴得合不拢嘴,其右上刻有“老莱子”题记。老莱子,春秋时楚国贤人。《史记•老子列传》云:“老莱子亦楚人也,著书十五篇,言道家之用,与孔子同时云。”他位高至尊,但对父母十分孝敬。面对七、八十岁的父母,他每日穿上五彩斑斓的衣服,屈身上堂,跌伏倒地,或唱歌、或跳舞,装出天真顽皮的样子给父母取乐。武氏祠另一幅画像题记云:“老莱子楚人也,事亲至孝,衣服斑连,婴儿之态,令亲有欢,君子嘉之,孝莫大焉”。梁寡高行图见于山东嘉祥武氏祠,是一幅著名的贞妇画像[2]85。画面帷幔下刻四人,中一坐榻者当为梁国的高行。此时,她正持刀欲毁容,其上有题记“梁高行”。其前一跪拜者为梁王派出的求婚使者,上有“奉金者”题记。其右一人为高行的侍者,其左为梁王使者,持节,上有“使者”题记。据《列女传》云,春秋时,高行青年寡居。梁王慕其倾城倾国的美貌,派使者捧着黄金前去求婚。高行坚持女性的节义,持刀割掉自己的鼻子,毁灭了自己的面容,维护了自己不嫁寡居的“尊严”。鲁义姑姊图是山东嘉祥武氏祠里面的一幅画像[2]106。画面右刻一妇人,怀抱一啼儿,同时又抛下一幼子。其旁一人似劝其将所抛之子收留下来。中刻一骑者,左刻一车,车上坐一驭者、一尊者,车后有节饰,车前刻“齐将车”题记。此即鲁义姑舍亲子、抱侄子的故事。据《列女传》载,春秋时,齐屡犯鲁国。难民中一位称鲁姑的妇人,在一次逃难中,被迫将一幼子扔下。当齐将问其是什么人时,鲁姑云,我扔下的是自己的亲生儿子,怀抱的是兄长的幼儿,这是为人的公义。齐将被妇人的行为所感动,遂掉转车头回齐。
 
二、汉画故事彰显了儒家思想
 
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使儒家学说成为统治者驾驭人民的主要思想工具。以董仲舒为代表的儒生们,为维护封建统治秩序,极力神化专制皇权,认为人君受命于天,是代表天的意志统治黎民,所以应当“屈民而伸君,屈君而伸天”。董仲舒还根据阳尊阴卑的理论,建立起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的道德观念。儒生们极力鼓吹天人感应,鼓吹“五常”,使人相信君权神授,相信儒家宣扬的仁、义、礼、智、信是天的意志,从而让人民俯首帖耳地听命于以皇帝为首的封建统治阶级。从此,儒家的代表人物孔子,他的“仁”的学说、“礼”的说教、“爱”的思想、“忠恕”之道,以及“其言必信,其行必果,已诺必诚,不爱其躯”的“任侠”精神,被广泛用来塑造历史人物与编织历史故事。“画者,成教化,助人伦”。墓、祠中刻绘的大量历史故事,不仅可以起到装饰作用,而且也是统治者把绘画作为教化的补充形式的生动体现。各种形式的绘画以圣贤、烈女等来陪衬墓、祠主人的身份和人品,向人们颂扬他们的高贵地位和高尚品德。关于“教化”,儒家大一统思想的创始人董仲舒在《举贤良对策•一》中说,“圣王之继乱世也,扫除其迹而悉去之,复修之教化而崇起之。教化之明,习欲已成,子孙循之,行兵五、六百岁,尚未败也,至周之末世,大为之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独不能改,又益甚之,重禁文学,不得挟书,弃捐礼谊而恶闻之,其心欲尽灭先圣之道,而专为自恣苟简之治,故立为天子,十四岁而国破亡矣。自古以来,未尝有以乱济乱,大败天下之民如秦者矣。其遗毒余烈,至今未灭,使习俗薄恶,人民嚣顽、抵冒殊扦,孰烂如此之甚者也。”董仲舒主行教化,以刑、德比阴、阳,认为:“天道之大者在阴阳,阳为德,阴为刑。刑主杀而德主生,是故阳常居大夏而以生育养长为事,阴常居大冬积于空虚不用之处,以此见天之任德不任刑也。天使阳出布于上而主岁功,使阴入伏于下而时出佐阳,阳不得阴之助,亦不能独成岁,终阳以成岁为名,此天意也。王者承天意以从事,故任德教而不任刑,刑者不可任以治世,犹阴之不可任以成岁也。为政而任刑,不顺于天,故先王莫之肯为也。”董仲舒认为教化之用犹如“堤防”,“夫万民之从利也,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堤防之,不能止也。是故教化立而奸邪皆止者,其堤防完也;教化废而奸邪并出,刑罚不能胜者,其堤防坏也。古之王者明于此,是故南面而治天下,莫不以教化为大务,立太学以教于国,教庠序以化于邑,渐民以仁,摩民以谊,节民以礼,故其刑罚甚轻而禁不犯者,教化行而习俗美也。”由此可见,西汉中晚期以后,墓、祠中大量出现历史人物故事画这种典型的、直白地推行教化的品类就不足为怪了。这种题材集中于山东地区,也是顺理成章的事,因为山东是儒家圣地、教化之区。另外,汉制“其德为孝”。西汉提倡孝悌,东汉更甚,厚葬是孝悌的重要表现形式之一。《盐铁论•散不足篇》云:“今生不能致其受敬,死以奢侈相高,虽无哀戚之心,而厚葬重币者则称以为孝”。孝者可以被举荐为官,孝者,“显名立于世,光荣著于俗”。孝,可增封、可礼遇、可扌翟升、可留名。《后汉书•济北惠王传》云:“次九岁丧父,至孝。建和元年(147年)梁太后下诏曰:‘济北王次以幼年守藩,躬履孝道,父没哀恸,焦毁过礼,草庐土席,衰杖在身,头不枇沐,体生疮肿,谅暗已来二十八月,自诸国有忧,未之闻也,朝廷甚嘉焉。今增次封五千户,广其土宇,以慰孝子恻隐之劳。’”《后汉书•彭城靖王恭传》云:“和性至孝,太夫人薨,行丧陵次,毁胔过礼,傅相以闻,桓帝诏使奉牛酒迎王还宫。”《隶续》封丘令王元宾碑云:“察孝廉,郎、谒者、考工苑陵叶封丘令。以母忧去官,服祥,辟司空府。”《后汉书•桓鸾传》云:“鸾以世浊州郡多非其人,耻不肯仕。年四十余,时太守向苗有名迹,乃举鸾孝廉,迁为胶东令,始到官而苗卒,鸾即去职奔丧,终三年然后归,淮汝之间高其义”。孝,是维系汉代家庭的纽带,是保持社会平稳的基础,也是汉代封建君主选拔官吏的基本条件。封建统治者认为忠、孝紧密相连,不孝就不能忠君,“忠君之道不过于事父,故不肖之事父也,不可以事君。”在汉代,“求忠臣于孝子门”是忠孝观念的真正内涵,因此,汉朝普遍将忠臣孝子图刻画于器物、墓室石壁、墓前石祠或铸造于器物上,模印于建墓使用的墓砖上,教育人们以他们为榜样,努力成为忠臣孝子。
 
三、汉画故事体现了汉代画家高超的艺术造诣
 
汉代的绘画、雕塑艺术发展很快,产生了许多名家、名匠,如《西京杂记》所说:杜陵毛延寿善画人物,新丰刘白、龚宽、安陵陈敞善画牛马飞鸟,下杜阳望善于作画、布色,樊育亦善布色,这些人都是汉元帝时期的著名画家。至于文献记载的赵歧、刘褒、蔡邕、张衡、刘旦、杨鲁等画官,尚不能称为士大夫专业画家。汉代还有许多名匠,如乐浪汉墓出土的漆器上,附有纪年和画工名字,如画工长、画工广、画工文、画工丰、画工定、画工恭、画工壶、画工敖、画工潭等。在汉代,描绘具体人物形象的肖像画十分发达,并出现了一批肖像画画工。著名的有前面提到的毛延寿、赵歧等。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赵歧“自画其像居主位,皆为赞颂”。汉代画家在绘画人物时,已经知道写生。例如,桓帝召隐士姜肱不至,曾派一个画家去图其形象。姜肱不欲画家图其像,乃卧于幽暗,以被蒙面,画家竟不得画。受汉代人物肖像画的影响,汉代画像石墓、石祠、石阙上到处可以看到人物肖像画。这些画上的人物有老有少,长者七十有余,如孔子;少者“年甫五岁”,如许阿瞿。由于石刻表现的局限性,上述人物的容貌、体形、情态、服饰未必完全写真,但其造型准确、形态生动,揭示了人物的阶级关系、精神特征、时代风尚和画工的思想感情,因此具有明显的肖像画特征和很高的艺术水平。四汉画故事构图充分运用了对立统一的艺术法则艺术实践证明,一块不大的石材,要在上面雕刻出多样的画像来,离不开多样变化与有机统一相结合的法则。只有变化,而无统一,画像就会杂乱无章。只有统一,而无变化,画像就会呆板乏味,要使构图不出现上述两方面的问题,多样统一的艺术规律是必须遵循的。汉代的画工雕匠在雕治画像石的过程中未必已提出多样统一的画论,但从创作画像石的实践看,汉代的艺术家十分注重这一基本的艺术规律。南阳汉画像石中有幅“荆轲刺秦王”图,荆轲、秦王、秦舞阳三人同处于一个平面上,但不是处于同一水平线上,荆轲与秦舞阳处于较上的位置,而秦王则处于较下的位置。三人间的距离也不尽相等,荆轲与秦王之间的距离,大于秦王与秦舞阳之间的距离。另外,人物间的比例也不尽相同,秦王处于天下一帝的位置,位居中间,偏右,形体高大,荆轲为臣,居右,形体小于秦王,秦舞阳尚处于少年阶段居左,自然无足轻重。由于这幅画像在构图上避免了三个人物同处一条水平线和垂直线上,避免了三个人物间的距离与角度的绝对相等,避免了人物体型的偏重或偏轻,使构图达到了多样变化与有机统一的完美结合,使人感到优美而自然。所以,我们说荆轲刺秦王图,在构图方面是一幅符合多样统一的艺术规律的代表作。
 
汉代艺术家在画像石构图中还十分注意疏密有序的艺术规律。各地艺术家由于生活空间的差异,在构图的表现方式上也有所不同,河南南阳、四川、重庆的画像石的构图以疏为特征,而山东、江苏、陕北的画像石的构图,则以密为主要特征。南阳的艺术家在构图时,对物像的大小、位置、空白构思以疏为出发点,例如二桃杀三士图,突出了高足盘中的二桃和古冶子、田开疆、公孙接三勇士剑拔弩张的瞬间。但是,南阳画像石的构图,并非只有疏而没有密。例如上面提到的二桃杀三士图,以简练的二桃和三位勇士而成为以疏为主的布局方式的代表作,但此图并没有给人以分散的感觉,其主要原因就是三人间并非等距离站立,其中右二人站的很近,即布局比较密,同时又不是安排得很拥挤,故使画面疏密结合,有开有合,既简练、又具体,既有变化、又有统一,特别注意人物关系的经营和突出争桃情节的位置的经营,使错综复杂的画面单纯朴素、主调明朗而不含糊,使人感到富有节奏感,而不是给人以单调呆板的感觉。汉代画像石的人物造型,无论是影形观察,还是线描表达,对人物形象的塑造皆不拘泥于形似的雕饰,而注重于神韵的传达。例如山东武氏祠的荆轲刺秦王图,画面着重雕刻了与历史事件有关的荆轲、秦王、秦舞阳三个关键性人物,从人物的比例、服饰、环境看,肥胖雍容者为秦王,孩子形象者为秦舞阳,另一人自然为荆轲。对三人的认识与表现,没有停留在人体美的塑造上,而是仅仅抓住“刺”字大做文章,此时的荆轲横眉冷对秦王,一手抓住秦王的袖子,一手将匕首猛地向秦王刺去,秦王被这突如其来的场面吓得晕头转向不知所措,秦舞阳想必脸色苍白,抱头鼠窜。汉代艺术家正是紧紧抓住身姿、手势、动态与“刺”的细节,强调分别主次,有详、有略,详于传情的面部手势,而略于衣冠,详于人物活动及其呼应关系,而略于环境的描写。为了强调“刺”字的分量与感受,对匕首采取了夸张变形的手法,使其变成了长剑。总之,通过足以显现荆轲与秦王内在本质的外形描写,真实地展示了不同人物的性格与内心世界,提示了画像的主题,达到了“以形写神,形神兼备”的艺术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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